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是：Cindy Sherman 最新的人像作品；美国当代艺术家Richard Prince；美国艺术家Mike Kelly2007 年的作品；女性艺术家Cindy Sherman；模特演绎川久保玲的时装；美国艺术家Jeff Koons；Richard Prince2008 新作James Brown's Disco Ball；英国艺术家Damien Hirst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路时尚杂志都大打危机牌，教人如何穿得漂亮又省钱。而美国杂志《Interview》大胆地猜想，美国股市在一月间消失的4万多亿美元说不定去了……去了艺术市场！因为就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的那天，伦敦苏富比拍卖行开始了全球最富的艺术家之一Damien Hirst 的系列新作“Beautiful Inside My Head Forever”的拍卖，为期两天的个人专场拍卖会以高达2.03 亿美元的总成交额结束。杂志笑称原来钱都流去了艺术市场，它在那里会过得更开心。“对我们来说，艺术才是真正的价值之所在。”《Interview》杂志喊出了这样响亮的口号。

　　所以，新期杂志以“Art”为题，大篇幅地采访了多位名利双收的当代艺术家，当然也可以称他们为艺术大亨，均以黑白肖相的形式来表现：Damien Hirst 戴着他的银骷髅戒指出现，他早前跳过了代理机构而与拍卖公司直接合作的举动几乎颠覆了整个艺术市场的规则；以护士画而让大众熟识的美国当代艺术家Richard Prince 是《Interview》杂志心中最成功也最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之一，杂志刊登了Richard Prince 的系列新作，那是一群扭曲的裸体男女；而今年早期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刚办完展览的美国艺术家Jeff Koons 则表示用艺术赚钱来养家来购置设备的感觉很棒，但最终，他会成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一切只和艺术的力量有关”；另外一位传奇的女性艺术家Cindy Sherman 在11 月纽约个展的间隙，回答了其艺术家朋友们的一系列问题；美国艺术家Mike Kelly 及来自瑞士的艺术家Urs Fischer 也同时分享了他们的艺术观点。除此之外，被视为艺术家的时装设计师川久保玲再次低调不露脸地接受了《Interview》杂志的专访。说完这些重量级艺术家外，杂志还选出了15 位即将浮出水面的新锐艺术家。

　　如果杂志创刊人之一的美国波普艺术家Andy Warhol 还在世的话，不知道他会选出哪些趣怪的艺术家上这期专题呢？

　　按他的风格，一定比现在的更有趣吧！

 编者按：至2008年8月初中国当代艺术网执行主编徐盛（兼《艺术经典》执行主编）就吴冠中2007“丝网版画新作”问题讨论以来，丝网版画与印刷复制品问题在业内引起一番讨论，百雅轩也在其他媒体上做出了一定的回应，徐盛就这些回应再次与版画家应天齐先生做了对话。

    徐盛：百雅轩最近又推出了王怀庆的版画，您怎么看？

    应天齐：提出复制印刷品缘何成为原创版画的问题这么长时间以后，（从08年8月起）百雅轩正面和非正面的对这个事情都有回应。比方说，我看到上海证券报上有写“百雅轩以攻为守，力推王怀庆的版画”，李大均本人也接受了《南方都市报》对他的采访，对本人提出的质疑做出了正面回答。我觉得这些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我们的一种回应。

    李大均为推广王怀庆的版画有些说法颇耐人寻味，有关文章介绍，王怀庆有两种版画，一种是铜版画，（画家本人亲自去巴塞罗那专业的铜版画工作室制作），一种是丝网版画“水墨人体”（“由百雅轩版画院和艺术家共同创作”）。

    作为一个版画家，我很欣赏王怀庆做的铜版画，是运用了版画特有的艺术语言。百雅轩提出了王怀庆的这个铜版画可以叫做“原创版画”，因为“完全是（王怀庆）他自己动手”。 另一种是水墨画的“复制版画”，是百雅轩做的，强调“画家参与了从制版到最后签名认可的整个过程”对此我不能苟同。我以为画家就是参加进去也不能说明版画的原创意义，因为他不是利用这个技术去创造，而是复制他的水墨画。对于这一点，李大钧也提出能否分一分，他说：“可以考虑提出‘非原创版画’的概念，有别于‘复制版画’”。我觉得李大均先生在认识上有所提高，他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在我提出对吴冠中丝网版画的质疑后，他能提出了“非原创版画”这个概念是可喜的，李大钧起码承认了“原创版画”的存在，这是我将这个问题提出以后的一个收获。但是，他提出的所谓“非原创版画”的概念却又与自己之前的说法相矛盾，从语意结构来分析，“非原创”即“不是原来的创作”，也就不是原作！辞海中对“原”的解释为“原来、起初”。对“原稿”的解释为“未经他人参与”。对“创”的解释为“始造之也”。李大均的“非原创版画”在语义上看来既非“始造”也非“原来”又有“他人参与”，提出这一新的概念就等于承认百雅轩制作的不是原作，那就是印刷复制品无疑了。

    李大钧在商业的运转上还是挺成功的，对中国艺术市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的问题是把自己定位于一个画家、理论家的角色去代替艺术家或理论家发言，我觉得他的身份错位了，由于他知识结构的欠缺，对一些问题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而在理论上肯定会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一家画廊或经营艺术的商人，未必非要改变身份进入理论家或批评家的位置，探讨艺术的界定、艺术的源发、艺术的创作流程，这是画家和理论家的事儿，画廊或经营艺术的商人因为其身份与利益相关，作为艺术经纪人是不具备学术话语权的。

    徐盛：媒体上刊载李大钧说您“对丝网版画的认识肤浅而无知”。

    应天齐：这个我听说了，他说“应天齐是搞木版画的，他不知道什么是丝网版画。”而且他认为我是仅凭百雅轩的一本画册断定他这个东西不是原创版画。实际上我在深圳、在上海艺博会、杭州艺博会上都亲自仔细看到过百雅轩这些复制品的原件。版画分为平、凸、凹、漏：平版画是石版画，凸版画是木刻，凹版画是铜版画，漏版画就是颜色通过网眼漏印下去形成图形，就是丝网版画。早在远古时代，先民们就有利用植物叶子干枯后的经络作为一种漏印的网来印制图形，这是最早的丝网版画。西方早在14世纪，骑士圣·约翰把沥青涂在网上，然后绷在木桶上印成香蕉的形象。之后，中国古代又有用人的头发或其它毛发织成网作为网版印制图形。丝网版在工业上的运用很多，比如印染业印毛巾、印被单。上个世纪以来，丝网印刷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工业力量，广告、纺织、印染、玻璃、陶瓷、电子产业中的电路板和生化器械，大幅面的数码印刷、光盘封面印刷等商业印刷也都普遍使用这一技术，决不如李大均所说是一种版画的新品种。

    本人从事版画创作四十余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做过许多丝网版画。丝网版印制技术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进步，比如，发明了感光胶，把感光胶涂到网上，然后利用透明片画图，画完后透明片搁到拷贝台上，再把网搁上去感光，透光部分能感光，画过图形的部位不透光没有感光，再用温水冲网，没有感到光的胶就化了，感到光的胶就不脱落，图形自然就留下了漏印的网眼。现在利用印刷透明菲林片更加便捷，使用电脑数码分色制版技术更加先进，过去我们要在暗房里感光，现在任何光线下感光都没有问题。颜料也从油性颜料发展到水性颜料，我相信还会进步，但通过网漏印这一点是其根本，否则不能称为丝网版画！百雅轩目前还没有做到最好，吴冠中先生评价也只是“个别的已近乎乱真”。

   我还是强调这个观点，版画艺术家是利用这一技术去创造了版画艺术，百雅轩是利用这个技术去进行一种工业化的生产，进行复制，无论画家参与不参与，它都是一个复制的手段，而不是画家的创造手段。之前我们谈到，国际版画规定中强调艺术家本人要亲自用版去创造。王怀庆的原创铜版画改变了他的油画，跟他的油画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亲自去巴塞罗那专业的铜版画工作室亲自独立制作，（而不是参与），和李大钧提出的王怀庆介入到百雅轩水墨画印刷制作工序中是不同的。这一点李大均是承认的，并在王怀庆版画的商业推介中加以区分的。（见《上海证券报》08年11月1日3版）

    李大均通过媒体对我说：“艺术最后要归结到艺术品本身的效果和质量，原创的东西不一定好，甚至可能是垃圾，原创的作品也不一定比非原创的好。”这里面又产生了问题，首先什么叫“非原创”？如果根据创作理论体系我们来认定“非原创”，那么你做得再好的“非原创”（复制品）也只能与“非原创”去比较，不可能拿来跟原创作品比较。哪怕是再没有价值的原创作品，你都不能跟它比较，因为不是一个范畴。正如我们不能说《梦娜丽莎》的复制品好过吴冠中先生的油画原作一样，这是李大钧认识的一个误区。

    李大均谈到艺术在发展，“艺术家也不一定亲自动手，比如雕塑、装置、新媒体等，艺术家只要出创意，可由团队完成。” 李大均在这一点上混淆了后现代艺术和架上绘画之间的区分，尤其混淆了平面绘画和雕塑、装置的不同。装置和雕塑历来就不能和平面绘画比较。因为其制作庞大，作品是立体的多面的，不是平面的，他们都是有人帮助完成的，有可能是一个团队，有时艺术家做一个小的泥稿就可以了，剩下由工匠去完成。但是平面绘画不是这样的，画家只要参与创作都要署名。比如说，首都机场的壁画，张仃带着学生去画，都是要署名的。如果是一个团队共同创作完成吴冠中版画，并“创造了吴冠中新的版画艺术语言”，那参与者也是要署名的，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共同创作完成的版画上有其它创作者署名，他们仅仅是复制者，不是创作者。

    我们不要混淆概念，复制品只能和复制品比较，架上平面绘画只能和架上平面绘画比较，雕塑、装置、新媒体也只能在自己的范畴相互比较。原创和非原创也要在两个概念下分开比较才是正确的。

    徐盛：百雅轩在《南方都市报》上说您“是一个善于炒作的人”，“有个人目的的炒作”这个您可以解释一下吗？

    应天齐：我觉得李大钧先生说这样的话已经抛开理论探讨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了，我和他从未谋面也不认识，更未有过任何合作，他根据什么事实对我做出这样的评价，你要拿出根据来，我是以什么个人目的进行炒作。如果说不出来，实际上是对我个人名誉的侵害，说这样的话是要负责的。

    另外，大家注意自己的发言，我很尊重吴冠中先生的艺术，甚至我没有说他一定是有什么目的，只是说他可能治学不严谨；至于百雅轩为什么这样做，我还是抱着一个疑问。通过他们的一个回应，我觉得他可能出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就是他超越了自己的商业身份来谈并不属于他议论的话题。李大均谈理论是出于什么目的，或许是商业目的，或许是他对学术感兴趣，我们姑且不去评价。那么，作为一个商业机构以理论来界定自己销售的作品是违规的，一个理论家是不能去开画廊的，我们必须提醒他，因为你在卖东西，你就不能用学术、用理论来吆喝自己的东西好。比如说，李大均著文“略记吴冠中先生的丝网版画艺术”，这就是一篇学术论文，但是他在这个论文里却写了吴冠中先生的版画收藏潜质如何，增值空间有多大，这就不是对吴冠中先生艺术的一个讨论，反而变成了对吴冠中作品在市场上的推介广告。

    我不是和百雅轩过不去，也不是和吴冠中先生过不去。我想得更深的是，如果再过20年，拷贝和印刷技术肯定是要超过今天的。百雅轩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吴冠中先生水墨作品的复制品），吴冠中先生也说了，“个别的已近乎乱真”。那么再过20年，有可能连艺术家自己都分辨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我们在美国科幻大片里也看到，克隆人的产生让真实的人回不了家。在这里，其实已经把问题提出来了，就是真假混淆以后对人类本真性的一个挤压。

    早在上个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面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提到“在机械复制时代，我们人类本真性的丧失会遭遇一种混乱。”这不是吴冠中或者百雅轩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艺术和科技之间的问题。它每时每刻都会和我们发生关系，所以在更发达的科技时代到来之前，作为艺术家，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艺术不要受到高科技的伤害。我觉得这个世纪就是科技与艺术的战斗，我们盲目地泛滥地使用这种科技手段，并且混淆印刷复制品和原创、原作的界线，必然对艺术本身造成伤害！

    我对百雅轩和吴冠中先生没有任何成见，只是站在科学和艺术的角度去思考，去提出问题。百雅轩作为一个艺术品的复制机构，或者一个画廊，他们不是专业的学术机构，在这个问题上产生的一个错误或者是一个混淆，只要不是出于盈利目的而有意混淆，我觉得没有关系，吴冠中先生是明确认定这是一种“复印与克隆”，但对百雅轩市场宣传的默认也会对市场产生误导，只要把它纠正过来就可以了。制作有画家签名印刷复制品的做法国内国外都有，我在欧洲考查期间参观过法、德、西班牙的多家制作工坊，在国外并没有问题，大家都很清楚并进行区分，欧美画廊在销售时都会声明这一不同，百雅轩的问题出在一定要把这样的东西说成原作、原创，甚至称“吴冠中先生创造了新的版画艺术语言”，把旧作当作新作，把墨彩画称作原创版画艺术，就让人不能接受了，这样的做法肯定是值得商榷的。

    百雅轩在这个问题上应主动澄清，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科技被我们人类掌握，就能有效地传播我们的艺术，同时也证明了艺术的唯一性和本真性及其价值。如果科技吃掉艺术，就会造成混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

  一、引 言

    关山月先生（1912－2000年）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美术家、教育家，岭南画派的代表画家之一，他以其半个多世纪的从艺生涯，始终不渝地在中国画的传统与创新、时代与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尝试和探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其艺术作品的重要特点就在于紧贴时代背景，取材、立意都不脱离现实生活和时代。他经历了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等不同时期，并在每个时代都留下了具有代表意义的艺术作品。

    20世纪初期，新的艺术论争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并由此提出了“新国画”运动。在对国画的革新探索中，中国各地的前辈艺术家都以各自独特的理解和真诚的实践创造了中国现代艺术的新形式。当时还年轻的关山月在这个时代首先面对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爆发而中断艺术的探讨，也没有因为向传统文化回归而走上复古之路，而是抓住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契机，立志于以写生“出新”，把中国绘画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中，他在40年代的写生历程尤其显得重要。本文试以关山月的西南西北写生活动为主题，探讨在20世纪新旧交替的文艺背景之下，促发和孕育关山月艺术思想和艺术风格的条件以及这段艰辛的写生历程。

    二、从来绘事重寻源  促我辞师入桂川    1935年，出生于破落书香门第的关山月得到艺术大师高剑父（1879－1951）先生的青睐，得以免费进入他在广州创办的春睡画院学画。高剑父身为美术教育界泰斗，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和人格力量，其人生观和艺术观成为了关山月对艺术的宗旨、理想和追求的目标，为关山月的艺术之路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形式样板。

    早在民国初年，高氏就看到了当时中国画的因循守旧，立志于“艺术革命”，创立新国画。他主张写生，吸收外国笔意，“折衷中西”，其核心观点就是“笔墨当随时代”。即艺术家必须关注所处时代背景，不仅要准确及时地加以表现，而且须承担起教育民众，提高大众素质，促进社会进步的重任。这也是关氏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所遵循的艺术宗旨。

    关山月早期就能全面领悟和把握高氏革新中国画的思想。1938年10月，由于广州沦陷，关山月与妻子失散，只身逃难到澳门继续随高氏学习。关山月选择了表现民族苦难的题材，用画笔宣传抗日，激励人民热爱国土，保卫祖国山河。1940年他在澳门开办了第一个“抗战画展”，展出的《从城市撤退》、《三灶岛外所见》、《渔民之劫》、《中山难民》等抗战作品描绘了被敌机惨炸的破渔船、流离失散的人群、烈火硝烟，引起了人们强烈共鸣。尤其《从城市撤退》这一巨幅六联屏，以画家逃难过程的真实经历，向世界控诉日军的暴行、战争的残酷。可以看出，此时的关山月已经显现出艺术家关注社会现实的敏锐触角。

西南速写之一

由《西南速写之一》整理成作品的《嘉陵江码头》

    澳门抗战画展的成功举办激发了关山月“到抗日前线去作战地写生，用自己实际行动参加抗战”的宏愿。因此，作战地写生、寻找失散妻子的想法终于使得关山月告辞澳门的高剑父。当他怀着一腔热血出发到了韶关，重逢失散的妻子李小平,却亲眼目睹了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便改而决心北上“行万里路”，将自己的抗战画带到大后方去展出。此时期复杂的心路历程，关山月在文章《我所走过的艺术道路——在一个座谈会上的谈话》（1980年）中回忆道：“当时我在韶关一贫如洗，吃饭都成问题，碰到画家黎冰鸿，一见如故，我向他谈起了我有志于到前线参加抗战，作战地写生的想法。黎冰鸿告诉我，国民党不需要什么战地写生，想爱国想抗战国民党不让。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开始实践古人提出的行万里路的宏愿。”

    “行万里路”自古以来就是文人画家恪守的学习之道。明代画家董其昌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鄞鄂，随手写来,皆为山水传神。” 关山月立志行万里路也即是立足于“写生”，其实就是到生活中去，直接面对大自然。1940年至1947年之间，他辗转韶关、桂林、贵阳、昆明、重庆、成都、西安、兰州、青海，走遍了大西南和大西北，并远涉南洋。这是关山月第一次远离老师的直接教导，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写生、创作阶段。这个阶段的作品以描绘旅途风景、风土人情为主，同时收集了大量素材。从1940年的桂林写生，1943年的西北写生，到1947年的南洋写生，近乎于苦行的流浪式写生生活为关山月的艺术道路增添了戏剧般的传奇色彩。也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造就了不同一般的关山月。

  三   茅庐初出迷阳朔 巴蜀西行醉岷津

    随着中国东部地区相继为日军占领和封锁，众多的美术团体、院校和艺术家开始向西南撤退，迁徙至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使大后方成为了战时美术最为活跃的区域。此时的西南文化城市聚集了一批文艺界著名人士，凝聚了颇为鼎盛的抗战阵容。他们通过讲学、办报纸、举行展览等不同方式来宣传抗日。这些文化名城艺术气氛融洽，高水平的画展很多，关山月得以增广见闻，并结识了一批名流人士及青年艺术家，如郭沫若、老舍、冯玉祥、张大千、徐悲鸿、黄新波、夏衍、赵望云、吴作人、陶行知、庞薰琴、李国平、吴其昌等。

西南速写之四

             1940年，关山月夫妻两人到达万里征途的第一站——桂林。自从到了桂林，关山月就被“甲天下”的美丽山水深深吸引。他早出晚归，游漓江、逛七星公园，足迹踏遍了桂林山水，并创作出一批新作，如《漓江百里图》、《月牙山的全景》、《訾洲晚霞》、《衡阳炸後》、《桃花江》等。其中，宽32.8厘米、长2850厘米的长卷《漓江百里图》历时2个多月，在大量的的写生基础上创作而成，描绘了漓江桥到阳朔一带的自然景色。关山月勤于对每一处新环境进行深入了解，细心体会，抓紧写生，收集新的素材。正是“少长群贤足我法，天渊万类皆吾师”，他这种“师法自然”的艺术思想和实践使他的写生创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作品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好评。评论家鲁琳在《救亡日报》发表文章写道：“《漓江百里图》是他最近的精心作品……在两个月的短期间完成这个巨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优秀而热情的技能。”

1,由《西南速写之四》整理成的作品《嘉陵江之晨》

    之后，夫妻两人一起在贵州花溪描绘苗家风情，并到云南昆明体验西南少数民族生活。随后，关山月又从昆明到泸州，顺岷江而下，进入重庆。沿途描绘了岷江特有的木舟烟树，芦叶水车，后来创作了《岷江之秋》。重庆山城的自然环境具有“三多”之称：雾气多、坡多、石级多。一些篇幅为35X46厘米左右的西南写生作品也反映出这些特征，例如《嘉陵江码头》、《雾重庆》、《嘉陵江之晨》、《峨眉烟雪》。

    1997年，关山月美术馆在深圳落成之际，关山月先生将毕生的代表作品813幅捐献给深圳市政府永久收藏，其中就包括这一时期在贵州苗族地区的写生16幅、四川写生34幅、1944年西南写生53幅。这些小篇幅的写生画稿，细致地描绘对象，直接地反映了大自然给画家的真实感受。

    四  敦煌探古丹青窟 北塞寻师造化根

    1941年，到达重庆的关山月忙于开办“抗战画展”，认识了西北画家赵望云（1906－1977）来参观画展，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从而建立了笃厚的友谊。他们的相遇，对关山月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赵望云在生活上给予他及时的援助，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有关西北的新信息。

画展结束之后，在赵望云的安排下，关氏夫妇搬到了成都，一同入住到督院街法比瑞同学会宿舍。他们常常一起议论时局，切磋画艺。关山月常跟赵望云谈起西北之游，梦想有朝一日到敦煌石窟一睹古代艺术宝藏。1943年，赵望云邀请关山月同往西北之行，他立即欣然答应了。关山月在自己的一篇文章《同行如手足 艺苑赞知音——观“赵望云画展”感怀》（1981年）中回忆道：“当时我们很穷。赵望云说西北有他的熟人，提议我们到西北去旅行写生，这样，在1943年春，我、我的爱人、张振铎和赵望云四人一起到西北。”1942年夏，重庆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通过陈树人欲聘关山月为艺专教授。在如此稳定的生活收入、良好的创作条件与探究敦煌艺术宝库之间，他毅然推却了陈树人的邀请，选择了与赵望云相约的敦煌之行。

    他们一行4人先到西安、兰州举行画展，攀登西岳华山，然后到冰天雪地的河西走廊，登祁连山。关山月长期生活在四季如春的岭南，清秀灵巧的山光水色见了不少。进入河西走廊之后，山高岭峻，平沙万里，皑皑白雪，处处令他感到新鲜。“最吸引他的是抬头就可望见的祁连山雪景，白皑皑的山巅在朝阳、烈日、夕阳的照耀下，其反射的光、影、色都是不同的；至于阴雨天彤云四合或烟雾迷茫，其形态更加异殊。”关山月在一个多月之内画了大量反映西北风景以及少数民族生活的毛笔速写，《祁连山麓》、《祁连牧居》、《黄河水车》、《小桥流水》这些代表作品就是由当时的毛笔速写创作而来的。画面元素极富典型意义：荒原、骆驼、帐篷、毛驴、雪峰、冷衫……无论写生或创作，关氏能准确捕捉季节或气候变异的自然感受，从而表现自然之美。画面绘尽边关之景，景中含情，画境开阔，格调悲壮，切合了当时抗战的气氛。

    关山月的西北写生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临摹莫高窟的古代壁画。这首先和当时的艺术风气有关，当时许多有志皈依艺术的人都对敦煌这个闻名世界的艺术宝藏顶礼膜拜，不少艺术家敢于翻雪山、越戈壁，不远千里，不避艰险地去敦煌城探宝，例如张大千、吴作人、韩乐然等。关山月一行4人在敦煌历时一个多月，临摹了近百幅壁画，这才收拾行装，离开敦煌。出了兰州，张振铎转回重庆，赵望云去了西安，关山月想趁机多走一些地方，夫妻两人就留在兰州。后来又到青海塔尔寺写生，创作了《青海塔尔寺庙会》等作品。他们直到1944年春才回到成都。

    归来之后，关山月将大量的西北写生和敦煌临画整理完毕，于1944年在重庆举行“西北纪游画展”，共展出作品100余幅。除了上文所列作品之外，还展出了关山月根据速写和心得体会而创作的《塞外驼铃》、《鞭马图》、《蒙民游牧图》、《祁连放牧》等作品。这是关山月艺术生涯中第二次产生巨大影响的画展，作品笔力雄厚而不失秀逸，气象壮阔又意境苍凉，令人耳目一新。徐悲鸿观后赞其：“风格大变，造诣愈高。” 郭沫若为《塞外驼铃》、《蒙民牧居》题诗六首，并其作品道：“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於此喜见之”。于右任先生还为其《鞭马图》题字“冰雪生活，英雄气度，勒马沙场，祖国永使”。这些重要人物对关氏艺术的认可，直接地成为在建国后关山月承担许多国家重大绘画任务的铺垫，也成为确立关山月艺术地位的基石。

    1946年初秋，关山月携妻子李小平回到阔别十年的广州。1947年他又开始了长途旅行写生，这一次目的地是南洋。他将此次西北之行的作品带到曼谷、槟城、吉隆坡、新加班等地展出，并对南洋的风土人情进行了大量写生。泰国舞蹈、椰林海岸、水上集市，这些热带风光、异国风情刺激着关山月的创作热情，他画下来的素材填满了一本又一本速写册。《椰林集市》、《暹罗古城佛迹》、《印度姑娘》就是这个时期的创作。

    1948年1月，受高剑父之托，关山月从南洋回到广州担任市立艺专中国画科主任。建国之后，关山月在担任美术院校领导职务的同时还承担教学的工作，迎接他的是更多的机遇和广阔的创作平台。

    五、结 语

    关山月从澳门开始行万里路，从贵阳走到重庆和成都，再到西北，放弃了大学教授的席位，开始流浪式的写生生活，将最初的战地写生的想法转移到实践行万里路的宏愿之中。以今天来看，他的选择对于生活来说是艰苦的，对于他的艺术之路，这个磨炼却是至关重要的。关氏艺术在此时形成的雄健刚阳的艺术取向，不得不归功于北国雄强辽阔的地貌的孕育。而敦煌临摹壁画的经历也对关氏以后的画风革新产生了积极影响。1947年他到南洋写生，就是尝试以敦煌壁画的造型方法来写那里的人物风俗，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征。此外，西北之行还启发了关氏如何解决“画什么”和“怎么画”的历史问题。他在自己的第二部写生集《南洋旅行写生选》（1948年）“自序”中明确地提到：“动和画是一体的”，“不受大地的刺激我便没有画”。这是他通过四十年代的写生历程产生的新的认识和思想。这些艺术思想是关山月对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关山月在艺术史上地位的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抗战的背景下，旧社会的画家所走的写生路子，不同于现今美术院校组织的“下乡”写生，也有别于50年代中期开始的政府出资让画家们游览名山大川。在那个战火硝烟的年代，国难当头，家园破碎，逃难生活逼迫他们从这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追求民族解放的民族忧患感，反而使他们这一代显现出艺术家执著的艺术精神。他们都在背起画夹苦行的道路上下求索，在取材方面逐渐向旅途中的所见所闻靠拢，由景到情，把生活生出的真情实感直接反映到画面上。可见“中得心源”的惨淡经营才能产生出富有生命力的精神产品。

    也许“行万里路”并非获得成功的必然途径，但是从这条路上坚实地走过来的人总会有许多成绩表现出来。从关山月、赵望云、叶浅予、吴作人、董希文、常书鸿、韩乐然、黄胄到后来的李焕民、朱乃正、吴冠中、徐唯辛、陈丹青……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艺术家通过西南西北写生获得各自独特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创新，为美术史上添上不可掩盖的一笔。他们的艺术经历不仅说明了这条写生之路对于中国艺术发展的巨大影响，同时也为中国现代艺术创作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探索方向。可以说，在架上绘画平面化、图像化的当下，这条坚实的写生之路更显示出它的独特魅力，只是要看你能够坚持多远，坚持多久。

                        作者：卢婉仪
2008年仲夏于笔架山下

　　一对新人在亲友组成的“红色海洋”里，大家一起唱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激动人心的中国国歌庄严响起，五星红旗高挂空中，美国亲友Herman、艺术家舒勇、5·12地震受难家属等近500名宾客身穿红色传统长袍，一起高歌《义勇军进行曲》祝福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12月28日晚7时许，这场“史上最爱国婚礼”在琶洲香格里拉大酒店亮相。

　　婚纱礼服、礼花彩带、“喜”字满帘……乍一看过去，新人谢鸣和卫卉的婚宴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当晚7时许，主持人宣布吉时已到，全场灯光顿时变得梦幻迷离，一件件事先准备好的红色长袍被悄悄发放到宾客手中，“请穿上长袍，这是婚礼的特别仪式。”

　　数分钟后，场内灯光重新亮起来，众人才得知：新郎新娘要“搞搞新意思”，邀请众人高唱国歌，一起留住难忘时刻。

　　“真是很意外，从来没有尝试过在这种场合唱国歌，而且大家都穿上一样鲜红色的长袍。”新娘好朋友陈小姐说。诧异之下，她和其他宾客都掏出手机给彼此拍照留念。

　　唱完国歌的新娘卫卉还未平复激动心情，她笑着说，在人生这样特别的日子里，唱着国歌结婚，真是太震撼了。“我们是小家，国家才是大家！在国旗下结婚的感觉，非常荣幸！”一旁的新郎谢鸣补充道。

　　新娘的姑父Herman是一名美国艺术家，他连连称赞：“VerySpecial，VeryExciting！”满头银发的Herman说，这是他参加过最特别的婚礼，既有别于西方婚礼，也不像传统婚礼，就如一场Party，人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享受其中。

　　策划者说——希望唱国歌成为一种信仰

　　“大家都穿上国旗色的传统服装，就有了一种神圣的仪式感。”该场“国歌婚礼”的幕后策划者、艺术家舒勇说。3年前，他在一所教堂听到唱诗班唱诗时，产生了“能否使唱国歌也成为一种信仰”的想法。

　　2008年3月开始，舒勇带着1千件自己设计的红色长袍，尝试在不同城市的不同场合组织唱国歌，包括酒吧、美术馆、雪山、边防站。

　　“我希望大家都能熟唱国歌，有国家的荣誉感。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的国家。”他表示，在不同的时候唱国歌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希望政府以后能建成国歌广场、国歌馆，专门供人平日去唱国歌，“我希望唱国歌成为一种仪式，每周都能举行，如同上教堂做礼拜。”

朝鲜万寿台创作社海报

    2008年12月21日下午3点，朝鲜最大的综合艺术机构，朝鲜万寿台创作社开馆画展在北京798朝鲜万寿台创作社美术馆隆重举行。朝鲜美术家同盟委员长兼万寿台创作社副社长金圣民为团长挂帅的十位顶尖艺术家来京为北京798朝鲜万寿台创作社美术馆正式开馆剪彩。

    本次展览由朝鲜万寿台创作社主办，并展出万寿台创作社人民艺术家、功勋艺术家、一级艺术家精心创作的百余幅代表作品。

    本次展览是中国观众欣赏朝鲜最优秀美术作品的一次良机，也是中朝画家们相互切磋，相互交流的平台，无疑会加强中朝两国美术创作的交流，促进中朝两国的传统友好。

    朝鲜万寿台创作社简介

    朝鲜万寿台创作社美术馆是2008年8月来798“安家落户”的，也是朝鲜国家唯一对外投资的艺术机构。常年展出朝鲜万寿台创作社画家创作的近现代作品，经过三个月的展出，得到了中外观众的关注和好评。

    万寿台创作社是朝鲜规模最大、艺术水平最高的美术创作基地，它的前身是1950年代中期组建的朝鲜中央雕塑创作团。

    该团的首部作品“千里马铜像”于1958年11月7日举行揭幕式，它是朝鲜的第一个标志性雕塑。11月17日金日成主席现场视察了千里马铜像。

    70年代初，以中央雕塑创作团为班底，合并了中央美术制作所及其它美术创作部门，组建了万寿台创作社，并把1958年11月17日定为该社的成立日。

    万寿台创作社位于平壤市平川区安山大街，占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物面积4万平方米。目前在职人员约2000余人，其中艺术专业人员约1000余人，包括数十名人民艺术家、功勋艺术家和众多颇具发展潜力的中、青年创作人员。

    该社直属劳动党中央宣传部领导。下设11个创作团，以及为创作团服务的若干个制作团和一个美术展示场。各个创作团都由本行业的人民艺术家、功勋艺术家以及上百名艺术专业人员组成。 该社于1974年荣获金日成勋章，1979年被授予三大革命红旗单位并荣获一级国旗勋章。该社多名业绩卓著、贡献突出的艺术家，荣获共和国劳动英雄称号。

　　当我们在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的展厅穿梭时，被一幅红绿搭配的画作吸引，并与创作这幅作品的青年艺术家——王金峰谈起她的“剪彩”与“追星族”作品……

   这次一共展出了几幅作品？

    王金峰：五幅，其中三幅是“追星族”，两幅是“剪彩”。

    您能否谈谈您在创作“追星族”系列作品时的一些想法？

    王金峰：现在社会追星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我看到当下的一些年轻人，特别是“80后”这群人的生活状态，很有激情和活力，看到明星都很疯狂，打扮也很奇特。怎么说呢，我就是把这个现象表现了出来，手法上稍微夸张了一些，色彩上更浓艳了一些。平铺直叙也不是不好，但是我想表达的更强烈一些。就像这幅《剪彩》作品，人物整体看起来是红色的，但脸是绿色的。我认为这两个颜色对比起来更强烈，视觉效果上更突出一些，尤其在水墨画中这样表现比较有新意。第一幅“剪彩”其实有些调侃兴致，后来越画越觉得有意思，所以就拓宽了一些，现在还在调整阶段，从形式上、笔墨语言上还要再调整，目前不是很满意。

  　感觉您这幅“剪彩”上的人物，一方面有点像剪纸的人物，一方面又感觉像是带了个面具。

    王金峰：对。我把人物平面化了，只用了人的外形并把这个形状拉长，这样比例也变长了。因为礼仪小姐本身就有着修长、高挑的身材，和剪彩的人一对比很有喜剧效果。再比如鞋子，每个人脚上的鞋子都不一样。其实仔细的观察一下，在某些正式的剪彩场合，礼仪小姐的衣着非常统一，但在一些不太正式的剪彩场合，她们的穿着可能会比较随意，有的穿着凉鞋，有的穿着高筒靴，这样我觉得更生活。发型也是形式各样，大部分发型是凭自己的想象和画面需要画上去的，这样会更丰富，可读性强一些。

    当时你是怎么想着以“剪彩”作为绘画的体裁？

    王金峰：因为参加过很多画展的开幕式，发现剪彩是大部分画展，尤其是比较隆重的画展开幕的一个环节。剪彩是中国人举办大型活动时很重要的一种仪式，不知道西方国家有没有，我认为它很中国，很东方。红色也是“中国红”。画出第一张时很开心，原来可以这么表达，慢慢就延续下来了。

    其实你也挺大胆的，敢用红色和绿色这种对比鲜明的颜色。

    王金峰：对。水墨画一般以墨为主，我的作品大部分是以色彩为主,以墨为辅。

    这幅画创作用了多久时间？

    王金峰：从构思到完成大概是半个月，画的挺慢的，具体操作是先画脸部，然后是头发、大红花，最后画身体，不是一气呵成。我觉得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气呵成总觉得画不到位，画面也会感觉单薄，每个局部都在自己精力最好的状态下完成的，这样画面才能表现充分。

    人物点评：

    王金峰是一位才情横溢的女画家。在水墨环境里，她的细腻、精致、微妙和对画面的控制力非常人所能及。应该说她对水墨的敏感度，对材质的认知力和运用这些特性方面王金峰都做到了佳处。

    她用抑扬顿挫的语系和清新的节奏证明了她经历的价值。在她看来，人生如同艺术一样，美好大于怨恨，阳光多于黑暗，一个干净单纯的心灵吸收的养分要多于对美好视而不见的抱怨者。阳光是为需要者准备的。王金峰似乎找到了心里居所，她用艺术的方式塑造了阳光也给自己带来了梦想，她伴随着青蛙不断的去剪彩、拍照，开着载满青蛙的拖拉机一路高歌唱响。——刘进安

    艺术家简介

    王金峰：2000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之后赴西藏工作，拉萨高等师专讲师。2005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刘进安先生。现居北京。多次参加水墨展览。作品多次发表于《中国美术》、《东方艺术国画》、《艺术状态》、《经典艺苑》、《艺术界》。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新锐水墨画家系列·王金峰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