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6日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刘涛在何香凝美术馆报告厅，给观众进行了一次关于“书圣王羲之和兰亭序”生动的讲座。讲座主要从王羲之“书圣”地位的形成、书法以及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过程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王羲之“书圣”地位的形成
一、王羲之生平（303 — 361）
王羲之出自琅邪“王”氏，即“姬”姓的“王”氏。秦末乱时，迁居琅邪，后徙临沂。西汉时，王吉一支迁至临沂都乡南仁里。两晋成为著名的高门士族，出现了许多清谈名士、庙堂权贵、书画名家。东晋时，王裁、王正两房人物最盛，王羲之是王正长子王旷的次子。家族势力延绵南朝。
生于公元303（西晋惠帝太安二年），出生地不详，经史料分析在北方。7岁前后父亲去世，11岁随叔父王廙南渡，居京师建康（今南京）。20余岁娶太尉郗鉴女郗璿。婚后出仕为秘书郎。32岁前后离京，到武昌（今湖北鄂州）任征西将军府参军、长史。38岁任江州刺史（今江西九江），次年赋闲。42岁得第七子献之。46岁在建康任护军将军，49岁为会稽内史、右军将军（今浙江绍兴）。51岁在山阴郊外召集“兰亭雅集”，53岁称病辞官。59岁（升平五年，361）卒，葬会稽剡县金庭乡瀑布山（今属浙江嵊州市）。
二、王羲之的书法
王羲之的书法直接先师从卫夫人，后又师从叔父王廙；临摹古人：东汉张芝草书、三国魏钟繇行书、正书。王羲之擅长书体：草书、行书、楷书。王羲之书法的分期(生前)：33岁(335年)以前，王羲之的书法与当时的庾翼、郗愔前面还有些差距，随后跟他们齐名。40岁(342年)之际名声大振。49岁(351年)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以后，王羲之的传世名迹大多是49岁到会稽后十余年间所写。
三、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过程
王羲之书名大振以后，影响很大，书家师法王羲之的新体，不再宗法“钟张”。王羲之去世后，第七子王献之继以出名，故有 “二王”之称，所谓“晋末二称英”。
古人把精通一技或身怀绝技者称为“圣”。葛洪第一次使用了“书圣”这个概念，但是所推崇的书圣是三国时期“善史书”的皇象、胡昭。王献之的弟子羊欣也提到书圣：“张芝、皇象、钟繇、索靖，时并号书圣。” 都是前朝名家，也没有提到王羲之。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要晚到三百年后的唐朝，其间，王羲之的书法地位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南朝时期：
宋朝（420-479）、齐朝（480-502）：世人高尚王献之，不重王羲之书；梁朝（503-557）：王羲之书法复兴——梁武帝贬抑王献之，提倡钟繇，但是钟书绝少。梁武帝求其次，令人集王字，敕周兴嗣“次韵”为《千字文》，分赐“八王”；陈朝（558-589）：王羲之大行于世，智永锐意摹学王羲之，书写集王字《千字文》数百本，广为传播。
唐朝时期：
唐太宗（627-649在位）：极力推崇王羲之，王书居独尊地位；李嗣真（约为玄宗朝人），称王羲之楷书为“书之圣”，行草书为“草之圣”，飞白书为“飞白之仙”。
王羲之书法的特征与历史地位
关于王羲之书法的特征，历代的书家各有说法。流传最广的是“遒媚”。又有“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之喻。
一、王羲之书法的特征
“王羲之书法”是个整体性概念，是一个风格体系。唐朝人说他“隶、行、草书、章草、飞白俱入神，八分入妙”，我们现在所见，除了一件章草《豹奴帖》，其他都是草书、行书、楷书，因为不同于张芝、钟繇，人称“今体”。具体作品，面貌有差别，各种原因比较复杂，或因书体不同而异，或因书写时间先后而异，或因书写态度而异，或因传摹而异。但也有共性特征，下面从四个方面归纳：形态方面——笔画：沉厚稳重，方圆兼备；字态：势巧形密，欹侧雄秀。书写方面——用笔：迅牵疾掣，天然简易；笔势：爽利遒劲，环转纵引。
这里试从以下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的说明：
第一，结体欹侧，千变万化。王书的结构是“斜划紧结”，特别是他的行草书，由于笔势的纵引，偏旁部件之间形成了大小、高低、偏正的关系，字态欹侧，富有顾盼的情调。西晋草书已见斜势，但结构是“横斜”的“宽结”，还不能与王书“欹侧”的“紧结”等观。南朝羊欣说：“张（芝）字形不如右军”，这是称王书以“今妍”胜张芝的“古质”，而“今妍”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结体的欹侧。
第二，笔势纵引。所谓“纵引”，是指上字的末笔向下字首笔引发，笔势在字与字之间贯通，形成牵连映带。王羲之写草书、行书的笔势是顺势疾行纵引，纵快飞移的笔势钩连于字与字之间，从而突破了以往草、行书以单字为造型单位的旧法，使一些笔画的姿态及其组合方式发生了变异的情调，从而出现“字群结构”，笔势的“赋形”功能便凸现出来。
第三，用笔明快简捷。汉末赵壹讥讽张芝的弟子姜诩（孟颖）、梁宣（孔达）作草书“不思简易之旨”，“反难而迟”。王羲之用笔是“按锋直引，迅牵疾掣”，获得了草法“易而速”的旨趣。他用“直引”的笔法写楷书，比钟繇的翻笔之法来得简易。
王羲之的今体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妍媚”的体态美观好看，而且投合了“爱妍而薄质”的社会风尚，前人已有论列。刘涛先生认为，王书能够在东晋时代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王羲之的用笔简捷明快，易于摹学。这一点，历代的书论家居然不置一词，大概是“神化”王羲之书法的风气遮蔽了人们的思考。
二、王羲之的历史地位
1、汉晋新书风的总结者
东汉中期以来，草书大盛，张芝被尊为”草圣“；东汉后期又形成了新的书体，行书和楷书，钟繇、胡昭最著名。这三种书体，受到士大夫的欢迎，用于日常的书写，形成一种新的书法风气。王羲之祖述张芝、钟繇，兼二者所长，书法遒劲，体式欹侧，将三种新书体推向“今妍”境界。
东晋时，王洽在给王羲之的信中曾经这样评论他的书法在当时的作用：“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
2、变古制今，为草书、行书、楷书建立了新的典范
当代学者、艺术家熊秉明先生有过一个很概括的表达:“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比，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则，也有自由”，后世“各种倾向的书法家，古典的，浪漫的，唯美的，伦理的”，“都把他当作伟大的典范，每个书家都可以在其中汲取他所需要的东西。” (《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第44 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84年)。唐朝以来，王羲之书法处于独尊地位，由于楷、行、草书是常用书体，历代主流书家皆以王羲之为楷模和偶像，王羲之成为中国书法的标志性符号。
《兰亭序》与真伪论辩
一、《兰亭序》及其流传
1、王羲之与《兰亭序》
东晋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三日，五十一岁的王羲之以“修禊”的名义召集友人聚会，地点选在山阴城南的兰亭。那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与会者多达四十二人，有隐居当地的名士，有官员，王羲之还带了自己的儿子凝之、徽之和操之。众人临水而坐，“一觞一咏，畅述幽怀”。当时王羲之是会稽的一郡之长，官职最高，又是聚会的召集人，最后由他“挥毫制序”，这篇序文，就是后世书家所称的《兰亭序》。传世的《兰亭》墨迹本，不论哪一本，全文28行，324字，其中有六处涂改的痕迹。
2、记载《兰亭序》的早期文献
最早见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企羡篇第三曰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此条刘孝标的注，引录王羲之《兰亭序》，但是称为《临河叙》，文字内容与传世的《兰亭序》有同有异，特别是最后一段文字，“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与石崇《金谷诗序》结尾部分类似，而今传《兰亭序》无此段文字，成为后人的怀疑点。南朝文献言及《兰亭》，都是只言王羲之和他人都看重《兰亭》之“文”，而未言及书法。
唐太宗贞观廿二年（648）成书的《晋书》，太宗亲自为《王羲之传》写《传论》，极力推崇王羲之书法，《王羲之传》记载了“兰亭雅集”，录有《兰亭序》全文，但是，仍然言“文”而不言“书”。
玄宗时代（712 — 755）出现的文篇，如刘餗《隋唐嘉话》（卷下）、何延之《兰亭记》，都谈到《兰亭》书法，特别提到太宗喜欢《兰亭》而殉葬昭陵。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也说：“太宗于右军之书，……万机之暇，备加执玩，《兰亭》、《乐毅》，尤闻宝重。”
早期有关《兰亭》的记载，内容有以下数端：一是文章好，二是流传经过，三是太宗“赚《兰亭》”与殉葬的情节，四是书法，五是传摹情况。
3、《兰亭序》递藏的线索
唐朝刘餗 《隋唐嘉话》（卷下）、何延之《兰亭记》皆记《兰亭序》本末，累为后世称引。刘餗是史学家刘知几次子，他本人也做过史官，所以宋朝人考证《兰亭》多称引《隋唐嘉话》中的那段文字，但是他的段文字只有147字的笔记文，何延之曾任均州刺史，他写的《兰亭记》多达2000余字，内容丰富，颇有故事情节，如小说家言。
但是记录的《兰亭》递藏的线索，是刘详、何略，对比如下：刘餗：梁内府→智永→陈宣帝→隋晋王→僧果→辩才→秦王李世民（武德）→陪葬昭陵；何延之：………智永→辩才→太宗李世民（贞观）→陪葬昭陵。
《兰亭序》起于王羲之，流传过程中，关键人物是智永与弟子辩才、唐太宗。《兰亭》流传过程中，见到真迹的人很少。唐太宗收得后，虞世南、褚遂良任太宗的“侍书”，应该见过；宫廷中摹搨《兰亭》的人应该见过；也许高宗李治立为太子之后也见过。
4、《兰亭序》的书法地位
《兰亭序》在南朝已有声名，唐太宗格外推崇，大显于世，尽管他将《兰亭》随葬，不可否认，他也是《兰亭》书法的有力传播者。到了北宋，书家无不推崇《兰亭》。米芾在他收藏的褚摹《兰亭》上题跋：“此乃行书第一”，所以后人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二、《兰亭序》名本介绍
1、《兰亭序》书法的最早记载
晋朝到南朝，人们评价书法家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擅长的书体，二是品评笔力、笔势、结字、笔体、风格等方面的特点，是整体性的评论，陈述一种”感觉“。在鉴定真伪时，才点明具体的书作。那时《兰亭》未显于世，人们提到的王羲之名作，都是细书小楷。到了唐朝，《兰亭》才著名于世，但那时品评《兰亭》者依然很少，唯见何延之《兰亭记》，而且成为后世品评《兰亭》的基调：“（王羲之）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构别体。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许个，变转悉异，遂无同者，其时乃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十百本，无如祓禊所书之者。右军亦自珍爱，宝重此书，留付子孙传掌。”
2、《兰亭序》最早的搨本
《兰亭》在唐朝始有搨本传世。何延之《兰亭记》：唐太宗获得《兰亭》后，“命供奉搨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搨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尝令搨书人汤普彻等搨《兰亭》，赐梁公房玄龄已下八人，普彻窃搨以出，故在外传之。”现在传世的四件《兰亭》名本，历来定为唐人的临摹本，其中有一件被元朝人定为宫廷搨本，即冯承素摹本。
3、《兰亭序》名本介绍
（1）虞世南临本（又称”张金界奴本“）
卷后有明朝董其昌题跋，云“此卷似永兴所临，曾入元文宗御府……久藏余斋中”，世人遂称虞临本。乾隆列为“兰亭八柱第一”。
（2）褚遂良临本
卷后有宋朝米芾题诗，其中有句云：”后生有得苦求奇，寻购褚模惊一世“，米芾在《书史》中记，此“褚模”本得之苏舜钦后人。列为“兰亭八柱第二”。
（3）冯承素摹本（神龙本）
卷后有元朝郭天锡题跋，云：“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搨书人冯承素等奉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与米元章购于苏才翁家褚河南检校搨赐本张石氏刻对之，更无少异” ，郭氏只是说摹者是“冯承素等”，后人径称“冯承素摹本”。列为“兰亭八柱第三”。
（4）褚遂良临黄绢本
后有米芾题跋，称褚遂良临本 ， “全是褚法”，购于晁美叔之孙。、
（5）定武本
《兰亭》石刻本，因刻石在宋朝定武（今河北正定）发现，故称“定武本”。盛行于北宋，说是依据唐朝欧阳询的临本所刻。
三、19世纪末李文田的质疑与20世纪中期的“兰亭论辩”
1、李文田质疑《兰亭序》的要点
1889年，李文田在浙江主持考试后北还，过扬州时，跋汪中藏的定武兰亭，表示自己怀疑《兰亭》是否为王羲之所写的看法。要点是：
（1）定武石刻本未必晋人书，以今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陈、梁以后之迹也。”
（2）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
（3）《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引《临河叙》篇幅相应，而定武本自“夫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不相合。”
第1、2条，是书法的角度，第3条是文本的角度。 ——李文田
2、1965年“兰亭论辩”
郭沫若因见到1965年南京出土的王氏墓志，重提“质疑”。在5月写出文章，发表在《文物》1965年第6期上。主要论点是：“不仅帖是伪造，连序文也是掺了假”。基本结论未出李文田所论范围。高二适发表反驳意见，多数学者赞同郭的意见，文章都发表在《文物》和《光明日报》上。1966年1月，商承祚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长文支持高二适。
3、两次质疑《兰亭序》的不同之处
（1）背景不同：李文田质疑《兰亭》，是在碑学书法大盛之际；郭沫若质疑则是在毛泽东拉开“文革”序幕之时。郭文有康生在背后支持，高文发表有最高领导人运筹斡旋。
（2）意图不同：李文田只是怀疑书法而言，而“兰亭论辩”上升到“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的政治高度。
（3）范围和影响不同：李文田是在私人间交流，“论辩”在公众媒体上公开进行，时间上与批判《海瑞罢官》同时，在知识界和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四、如何看待《兰亭序》
并非当年王羲之所写《兰亭》的原貌，有后人加工的成分；行书艺术的典范；尊重《兰亭序》的艺术价值、历史地位。
